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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者激辩投资降速 "透支"还是"误读"

2014-12-23 11:28:36|来源:新华网|字号:

    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常被默认为“铁公基”,被视作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动力。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投资无疑将被赋予新的意义。

  “经济过热的时候批评投资,经济下行的时候又求助于投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近日在新华网思客年会上如此阐述一直以来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微妙”关系。

  中国的投资率真的太高吗?投资高增速是否可持续?投资放缓会否拖累GDP增长?投资如何继续拉动中国经济?近日,姚洋、白崇恩、周其仁、李稻葵等知名经济学者面对新华网记者,详解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协调地驾驭投资“马车”。

  “慢下来”的投资增速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预计明年GDP增速约7%,诸多学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到6.5%以下,甚至更低,投资增速也将随之下降到10%以下。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并不赞成“投资失速”的悲观论。他表示,中国的投资增速不会,也不应该失速。“中国人均资本量只有美国的1/7,理论上我们可以再生产7倍以上的钢材。而且中国人口的基数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高。此外,目前中国储蓄率为48%,过去6年间下降了4个百分点,按此速度需10年才能降到40%。但即便是40%仍然是世界上非常高的储蓄率,所以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没有太大问题。”

  目前中国的投资总量庞大,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为43.6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9.6%。据专家测算,中国的投资率目前大概48%左右,是相似经济体量国家的两倍多。

  周其仁指出:“虽然投资总量大,但在某些领域仍然不足。从供需角度而言,北京、上海的基础建设投资就不足,譬如地铁挤如此之挤、道路如此之堵,未来投资仍有很大空间。”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在一些新领域仍有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稳增长和促改革相结合中的一个关键变量,“2015年,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直接投资的力度,促使企业更多充实自有资本,投资中国未来。”

  其实,有关投资率高低、投资增速快慢的争论一直存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特别强调,除了看投资率和投资规模之外,更要重视投资的合理性。

  “变了形”的投资结构

  在白重恩看来,投资回报率是衡量投资合理性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回报低于投资成本。

  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2013年约至5%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较高的资金使用成本。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的平均利率约7%左右,而且对小企业的利率要远远高于7%。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56%的被调查中小企业融资利率处于10%以上,其中有18%的企业融资利率在16%以上。

  高利率、低效率,在生产者价格指数近几个月持续回落的背景下,折射出当下投资的结构性失衡。

  造成这种失衡的一大重要原因是投资结构不合理。白重恩进一步解释称,固定资产投资分成三类,机器设备,居民建筑和非居民建筑(包括公路、地铁、机场等)。2007年至2012年,非居民建筑在总投资中的占比从30%激增至50%,形成巨大的结构变化。非居民建筑投资多为政府引导,具有回报率低、成本高、对投资成本不敏感的特点。

  “所以,这种结构变化不仅会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也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近些年,蓝领工资增长快,而白领工资增长相对较慢。盖房子、修路等项目对工人的需求旺盛,而这些投资原本是可以用于更广阔的投资领域,进而促进白领就业,因而,大学生要比农民工更难找到工作。”白重恩说。

  白重恩建议,适当地降低投资率,特别是让政府推动的投资所占比重下降一些,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大有帮助。

  “跑偏了”的投资概念

  投资结构的不合理,直接导致投资效率的低下,也使得企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经济稳增长造成隐患。白重恩表示,投资回报率低、债务水平高,使企业处于高风险中。银行和信托公司在投资有风险时就要收取高额的贷款利率,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成本。而随着资金使用成本高企,企业又还不起债,导致债务堆积、风险增大。

  在周其仁眼中,投资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企业自有资本太少。他指出,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应有一个正确的约束机制,当风险较大时民间投资的自有资本应高一些,而当投资把握增大时,自有资本投资就可以低一些。

  “现在流行的‘投资’能叫投资吗?跟许多县委书记说加大投资,他想的就是立项、拿地、套钱。这比拿别人钱消费还要严重,他是拿别人钱投资,投错了别人负责,这个概念完全错误了。投资,是牺牲今天的消费增加明天的消费。” 周其仁坦承,“用人家的钱来做事情,怎么可能真做的好?你不投钱,却要银行给你贷款,这从制度上看就造成隐患,投错了谁负这个责任?”

  近些年,大规模的投资圈地运动“造”出了一座座“空城”,为投资敲响警钟。2013年投资高峰期,广州曾一度有16个不同概念的“造城”项目推出。“好多城都是没影的事,是政府为土地卖个好价钱而提出的概念,地卖完了,政府就不管了”,分析人士指出。盲目的造城运动使地方政府“钱袋子”更加吃紧,投资效率更低,大量财富浪费,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若干领域的投资过头了,包括房地产。房地产的实际投资是超前了,还有若干领域的产能,这些是需要修复的。

  周其仁总结称,“中国还存在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新的投资一定要区别于效率低下的传统投资。我们必须要拿改革来促进体制的转型,这个事情不下决心做,原来那条路是走不远的。”(李苑 钟雅)

(责编:吕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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