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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监管是限制非理性跨境投资的最佳良药

2017-07-25 14:25:0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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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多部门监管的体制下,如何确保政策设计的初衷在执行过程中不出现偏差,确保监管政策的透明、可预期以及执行时的统一,在保证企业合理开展跨境并购的同时实现监管目的,是需要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公众集聚智慧合作解决的课题。

画风突变 ,从2016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发酵的跨境并购监管升级似乎在这几天达到了顶峰。国家外汇管理局、发改委等部委相继以各种形式就跨境并购监管进行密集发声。与此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加强了对跨境并购活跃的万达、复星和海航等企业的信用审核及风险排查,一时间跨境并购似乎面临着更加严厉的监管口径,这给有意愿走出去实现发展的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困惑和影响。这一波跨境投资并购热潮因何而起?跨境并购政策怎样才能更加合理地指导企业”走出去”?

2013年:走出去元年的政策推手

这一波跨境并购的热潮起源于2013年。从2013至2016末,中资跨境并购连年增长。根据商务部数据,中国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013-2016年分别为901.7亿美元,1028.9亿美元,1180.2亿美元和1701.1亿美元,其中2016年中资海外并购金额为1072亿美元。而引发这波跨境并购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客观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开展,中国企业已经走完了参与世界经济的初级模式。以资本输出为形式的更高级的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式成为必然选择。

其次,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国家发展速度下降,资产价格相对低估;而另一方面,中国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又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企业和政府都有对外资本投资的意愿和需求。

最重要的是,国家政策层面也意识到了这一需求和时机,适时的推出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和并购。

2013年5月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工作会议,指出要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

随后,发改委发布9号文,将对外投资的审批制修改为备案制,传递了强烈的政策信号,极大的提高了对外投资的审批效率。

更为实际的措施是,2013年10月份,上海自贸区建成,自贸区主要的功能设计,包括创新自由贸易账户制度,都指向新形势下资本输入和输出,方便外商在华投资以及中企开展对外投资。

201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19号文,提出鼓励企业采取绿地投资、企业并购等方式到境外投资,促进部分产业向境外转移,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品牌、技术和生产线等并购,提高国际竞争力。

可以说,国家在这样一个时机推出的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符合当时全球局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参与世界经济总体进程。正是以上种种因素形成合力,促成了中国的对外投资开始呈现井喷式的增长,具体表现在:

首先,投资总量实现大幅增长,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ODI)历史上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FDI)。

其次,对外投资产业结构上,中国早期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老三样”:资源类(战略性产业、非市场决策性产业)、房地产和一些海外淘汰的低端产能行业;而2013年之后,对外投资逐步向TMT、高端制造、消费“新三样”转变。其中,TMT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当之无愧的最热门行业,高端制造比例日益加重(例如美的、万丰等企业收购海外机器人等标志性项目)、消费类在拉动内需的大形势下也呈现逐步上涨趋势。消费类主要集中在物质消费(食品、饮料等)、医疗消费(大健康题材)、金融服务类以及2016年开始剧增的文化娱乐体育类消费。这些都与中国产业发展和需求升级相吻合。


责编:刘琼、季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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